导赏 | 一场北欧双雄的音乐对话

把这两位作曲家放在一起，最直观的巧合便是他们都诞生于1865年，而本场音乐会的两部作品又恰好完成于20世纪初叶——西贝柳斯的第二交响曲于1902年完稿，尼尔森的小提琴协奏曲则是1911年。同处一个时代，西贝柳斯与尼尔森受民族浪漫主义浪潮的影响，将民族音乐的音调、节奏与气质，熔炼成高度个人化的语法用于创作，被视为各自的民族音乐代表人物。在承袭了德奥音乐的精髓后，两位作曲家也更进一步，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找到了自己的位置，但他们的音乐却发展出不同的道路：西贝柳斯将芬兰音乐与爱国热情融入交响诗的宏大叙事，走向民族性的新高度；尼尔森则执意打破传统协奏曲的框架，展现出独特而前卫的创新精神。

西贝柳斯在创作他的第二篇交响曲时，芬兰正遭受俄罗斯的压迫。作品从恬静的田园画面开始，经过激烈的戏剧性冲突，最终走向辉煌的胜利，完美符合从黑暗到光明的民族心路历程。作品首演后，芬兰民众从中听到了祖国被压迫的命运、独立的抗争与胜利，最后一个乐章也被广泛解读为“表现出民族荣光”。这种将音乐与民族解放绑定的解读，或许在今天看来有些过度，但那份深植于音乐中的家国情怀却是真实的。对中国听众而言，这部作品中对民族独立与自由的渴望、对祖国大地深沉的爱，想必会引发特别的共鸣，我们对那从黑暗中走向光明的转折绝不陌生。

这部交响曲的构思极具个性。西贝柳斯没有按常规把最激烈的冲突放在第一乐章，而是将其后置到第二乐章。于是第一乐章如同序幕，圆号的回声、弦乐的拨奏，勾勒出芬兰森林与湖泊的静谧画卷；第二乐章则爆发为悲壮的戏剧冲突，高潮处悲壮感令人感叹；在第三乐章谐谑曲后，D大调的凯旋颂歌如曙光般照亮了终章。

尼尔森的小提琴协奏曲与西贝柳斯的史诗气质形成鲜明对比。1911年春天，他在格里格遗孀的海滨别墅动笔创作这部协奏曲，那里纯净开阔的自然环境，应该是给予了他一些新途径，在长长的首乐章中开启色彩变奏，并进化出巨大的音乐创新力。第一乐章的小号开场后，独奏小提琴不经任何铺垫如霹雳般“降临”，快慢两个段落形成鲜明的对比突破了协奏曲传统形式的束缚。第二乐章摆脱了人们印象里小提琴独奏的绵密，以忧郁的状态打造了广阔的听觉画面。第三乐章的尾声，则用一个突然出现的强有力音符让音乐戛然而止，体现了作曲家顽皮甚至有些执拗的幽默感。

作为一位杰出的小提琴家，尼尔森深谙这件乐器的表现潜力。他的初衷即是将这首协奏曲写成兼具力量与高雅、能让小提琴家炫技之作，对独奏者技艺有着近乎严苛的高要求，如今也已成为国际小提琴比赛的“常客”。在他精心铺就的这条华彩道路上，从高把位的精准音准，到复杂运弓技巧的控制，每一个细节都考验着小提琴家的全面素养。

（小提琴家王峥嵘）